“寿序非古”与寿序之为古文

——明清寿序文体刍议

文/常方舟

摘要：寿序文体肇始于南宋，至明代蔚为大观，与江南地区祝寿习俗的盛行有关。从文体源流上来看，寿序从寿诗冠序转变为徒序，大体上属之序体文，经历了由赠序之序向序跋之序转变的过程。归有光作为寿序文的集大成者，在寿序文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寿序文成为古文之一体。归有光提出的“寿文，非古之制”的命题，开启了后世古文家对寿序与古文体制关系的再思考，寿序文体的自觉意识始终与文体的劣等化相伴生。清代桐城派诸家普遍延续了“寿序非古”的看法，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在寿序写作中对该文体进行了频繁的自省和批判，而清末民初桐城古文殿军吴汝纶、范当世等从礼文学的角度揭示了寿序文体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寿序 古文文体 文章学

寿序是肇始于南宋，明代以后开始广泛流行的一类文体。《四库全书存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一集部总集类《宋名臣献寿集》十二卷提要云：“所载皆南宋祝寿之文。编次既无义例，称名亦无体式，盖其时书肆所为也。”其书虽已散佚，而所录祝寿之文，体裁多以诗赋和颂记等四六为主[1]，现存南宋俞德邻《李侍郎母夫人庆寿诗序》全文为骈四俪六，则南宋寿序依寿诗而行、以四六行文的基本体制可见一斑。古文寿序之体至明清之际始蔚为大观，文人别集中俯仰皆是，但因寿序之文本为时人应景、应酬、应请之作，文章格调既为相对狭隘的题材所限，行文品质也难免良莠不齐，该体往往被时人目为卑下。如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谕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均在摒弃之列。明清两代虽涌现出大量寿序，文章大家皆有此制，却少人经意，偶有所及，意复轻之。 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寿序文的文体特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源于寿序这一相对新兴的文体与明清之际整体性复古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龃龉寡合。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釐清寿序文产生的渊源及其在明清之际的文体演化进程，从寿序与古文体制关系的认知切入，分析寿序文体作为古文之一体的经典化过程以及明清诸派围绕这一文体展开的文章学思考。

一、寿序：从序跋之序到赠序之序

从文类划分的角度来看，寿序既名之曰序，当属之序体文。前人多已辨析其体制渊源，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云：“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2]便是将寿序入集追溯至明代古文大家归有光。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皆为寿序制作，计有七十六篇之多。归氏集中寿序篇幅既广，行文水准又多在中人以上，因此人多以寿序体滥觞归之。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九别集类《陶学士集》提要早有分说：“世言祝寿之序，自归有光始入集。考此集已有二篇，则不自有光始矣。”明初陶安集中两篇寿序，其文分别题作《訾毋高氏庆寿诗序》、《行台管勾訾德明寿诗序》，显见得是从南宋“搢绅之士赋诗为寿”[3]的寿诗传统而来。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八“寿序”条亦云：“寿文始见明陶学士安集，至归震川而益多。”[4]并谓寿序与祭文、墓志等皆有“慕势利而喜夸大”之弊。

事实上，上述关于寿序入集始于明陶安集的说法仍然有可商榷处，黄宗羲说：“唐宋而下，序集序书，加之送行宴集，稍稍烦矣。未有因寿年而作者也。至元程雪楼、虞伯生、欧阳原功、柳道传、陈众仲、俞希鲁集中皆有寿序，亦文体之一变也。”[5]即便将南宋四六体的寿诗序排除在外，元人别集中业已著录了若干篇散体寿序，惟其名称与体制变化多端，不一而足，如同恕《矩庵集》中既有《谢翁八十诗序》，又载有《李承直八十寿诗序》和《寿吉太夫人八十诗序》。从名称和内容上来看，所有篇目无一例外地皆是为寿诗集作序。寿诗之作，本有取于诗歌抒情写志的传统，至南宋而极盛：“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6]元代文人普遍延续了南宋创作寿诗、寿词的习俗，别集中所录的寿诗序多是以评骘寿诗、寿词为中心，如虞集《题尹先生寿诗序》云：“以名显者见称于圣人，见录于传记，以寿著者见之咏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7]这一传统复为明初所接续，明代前叶及至中叶皆有数量庞大的寿诗序作，其通行做法都是遍邀名公钜卿为之寿诗，再于寿诗结集后冠序其上，略举数例如下：“能诗者，以君长于诗也，相与赋诗以为寿，且以属予序”[8]，“凡得诗若干篇，牧受而辑之为一卷，以来征予序”[9]，“诗凡若干首，颂德之词为多，于以见孺人之寿非幸致云”[10]。 这些名为寿诗序的文章无疑都是作为实存诗集的序跋形态而存在，寿诗结集活动直至晚近仍是承传不辍，故寿诗序也间有所作，惟其不如明清之盛。在此过程中，原本只是寿诗附庸的寿诗序也逐渐体现出与寿诗分庭抗礼、独立成体的倾向：“予闻学士大夫于所尊亲者，相与折俎，摄醤帣鞴，为寿必颂其德，而以诗歌篇什申之，此两者交相为重，而今昔所同也。”[11]而寿诗序正是寿序的前身。

从寿序文体的形成过程来看，与赠序的发展流变几乎如出一辙：“赠序文的结构一般与其他文章无别，但因古代赠人以言多数是赠诗，赠序文即从赠诗之序而来。”[12]赠序由赠诗序蜕变为徒序的过程在唐代即宣告完成：“赠序是唐代新兴的一种文体，其源流肇自魏晋，起初是赠诗附序，后来演变为唱和冠序，迄唐代发展为送别赠诗前冠序，最终形成无诗的徒序，后人称之为赠序。”[13] 而寿序在明清之际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寿诗冠序转变为徒序的独立文体的过程，文人为祝寿制作征请的对象也从联句成诗、缀诗成篇的寿诗序变成了祝寿之文。此外，明人有绘图为寿的风俗，文家或就图以作序，如《定山集》卷七《寿李君怀玉海屋添筹图序》、《空同先生集》卷五十六《汪子年六十鲍郑二生绘图寿之序》、《淡然轩集》卷四《寿萱图叙》等，皆属此类：“介寿以图，非古也。图以物昭其祝也，古之为寿也以言，今之为寿也申之以图。”[14]这些寿图序也可以看做是寿序文的变体。

古代散文学界对于寿序文体的定位虽然存在一定分歧，但大都注意辨析其与序体文、序跋、赠序等文章体类概念之间或包含、或区别、或独立的联系。名之为序的各体文章之中，既有序跋之序，也有赠序之序，其中，序跋与赠序的分合异同之状前辈学人已屡有言及[15]，赠序源于序跋之序的赠诗序，后宣告独立，而寿序与序跋、赠序之间的离合关系反映了寿序演变发展的经过以及时人对寿序文体的认知。

有研究者指出，序跋与赠序文体的目录学区分肇自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姚氏对‘赠序类’等的源流予以考察，从根本上把赠序与序跋剥离，则在文体流变史上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16]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将赠别序单列于诗文序、宴集序之外的分类方法或为姚鼐此举所本[17]。清初（康熙二十三年）编纂明文总集，黄宗羲《明文海》和薛熙《明文在》在序体文大类下分列寿序的条目[18]，更多还是从内容层面对序体文进行精细的分梳。姚鼐《古文辞类纂》划分十三类文体，以寿序文隶属于赠序类，赠序类序目云：“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因其始将赠序单独别列，所述实以赠序为主，类目中选录归有光寿序四篇。最末一篇《顾夫人八十寿序》姚氏批语云：“太仆作妇人寿序，无非俗径，足知君子不可以易其言。”桐城方昌翰则对此条批语抱有怀疑态度：“此文选入《古文辞类纂》，而惜抱先生又自批如此，疑是他寿序之批，误录于此。”[19] 无论如何，姚鼐既将寿序纳入“古文辞”的范围之中，总以赠序之名，同时又点明其体易入俗滥以示戒慎，奠定了清代桐城派对寿序文所持之见的基调。

咸同年间，湘乡派曾国藩虽私淑姚鼐，思以雄健文风救正桐城末流之弊，一力开创了桐城中兴的局面，但对桐城文家仰止取径的归有光颇有微词，归文琐细趣味和庸常题材尤为曾氏所不喜。曾国藩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步武姚鼐《古文辞类纂》而有所拓展，将经史之文纳入到古文辞的范围中，十一类文体类目也基本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涵盖了姚氏十三类文体（颂赞类、箴铭类并入词赋类，碑誌类并入传誌类），此外还增加了叙记、典志两类，却唯独彻底删去了赠序类，究其原因在于：“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煕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20]尽管曾国藩对赠序一体持轻诋之辞，却也明确寿序为赠序之小宗，而曾氏本人的寿序创作数量与成就更是步追归有光。王先谦《骈文类纂序例》云：“献寿之文，沿于明代。贵在不溢美，不虚称，反是则滥矣。”[21]也秉承姚、曾观点，将寿序文归入赠序一类。

寿序渊源于寿诗序，单从寿序开始大量入集的明人别集目录来看，多是将寿诗序或寿序与赠序、奖序、贺序与序跋之序混编，并不明确区分数者差异，但已显露出将赠序与寿序相提并论的迹象，如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卷六十一有《赠乐葵封君七十序》、《赠水亭王公六十序》、《赠张听泉七十序》、《赠大都督王江杨公五十序》等，至融赠序与寿序为一体：“传以藏往，颂以知来，其用不相属，而体因之。子念其若何，则请酌于传与颂之间，而名之曰叙。”[22]而在清人文体分类观念中，寿序则明显被文家视作赠序之属，渐有与序跋之文疏离的倾向。如曾国藩直云：“寿序犹昔之赠序云尔。赠言之义，粗者论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蕲其所未至。是故称人之善，而识小以遗巨，不明也；溢而饰之，不信也；述先德而过其实，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亲者也；为人友而不相勖以君子者，不忠也。”[23] 尽管他对赠序、寿序之文的道德属性抱有质疑态度，却进一步明确了寿序与赠序在内容旨趣上的相通之处。

序跋之序与赠序之序的判然殊途，原本也是时代愈后而文体分类愈细的表现之一。从寿诗序的序跋之序，逐渐演变为赠人以言的赠序之序，意味着寿序文体在明清之际的独立化程度逐渐加深，时人对这一文章体式的认知印象不断固化。近人徐昂辨别文体源流，仍着眼于弥缝赠序与序跋二者：“序诗文集，关于送别或祝寿等作，皆含有赠言之意……故序跋与赠序体制虽分，而义实相通。”[24]反映出序跋与赠序分合之状以及寿序文体在二者间持续保持依违两可的情形。寿序与赠序在文体演变途径上的趋近，虽有古文大家归有光的创体为文，并没有为寿序带来类似赠序的文体认同，寿序始终处于半独立之状态也与其文章学批评有关。

二、“寿序文体非古”与归有光的古文寿序

明代祝寿习俗的盛行是当时寿诗序、寿序文斜逸横出的直接外部原因：“吾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自五十以往，始为寿每岁之生辰而行事”，“又有文字以称道其盛”，“考之前记，载吴中风俗，未尝及此，不知始于何时。”[25]寿序之体因时而作，其主旨要皆归于颂德贺寿：“就文体特征而言，寿文内容由两方面组成：以寿祝人和以德勉人。”[26]祝寿之文在当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交际功能，往往为寿宴所不可或缺：“又有寿之文，多至数十首，张之壁间。而来会者饮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间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可为也。”[27]这一风俗助长了寿序文鱼龙混杂、等而下之的不良风气。由于寿序一体长期和寿诗序并存，寿诗传统又素为文人雅士推崇践行，其初之流行亦少人瞩目特出之处。“夙陋明季文士遇人生日辄以谀词相混，为不达于属文之律”[28]，除应酬文章的自然属性外，寿序文所述内容的相对狭隘也是造成该文体总体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大抵朋友交期，祝其长寿，或偶举一二事，足以为寿征者，衍而成文而已”[29]。真正激发寿序文产生强烈的文体自觉和反省意识，仍然有待于关键人物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的七十多篇寿序不仅成为明清时期寿序文章的典范之作，为后世文人奉若圭臬，寿序文体也由此拓展成为古文的经典体式之一，并直接促成了对寿序文体与唐宋古文文统之间张力关系的再思考。

可以说，归有光是寿序文体得以确立并具备独立价值的重要文家，前此的寿序不仅数量有限，大多还介于寿诗序和独立序体文之间，多为泛泛文字。归集中留存的大量寿序成为后世寿序文体的取法标准和典范，以至于将寿序提升到了文学的高度[30]。归氏一以贯之的世俗化、日常化的行文取向，使得其创作旨趣和寿序文体相得益彰。“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是粘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所以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31]归有光的寿序文章不仅为寿序文体之一变，创作篇幅亦颇巨，以其一己之力提升了寿序文体的一般格调。“自明代以来，年齿至五十以上，则人多为诗以祝之，谀媚殆于亡等。又有所谓寿序者，余昔书归有光文集，已痛诋其陋，其他则又不足讥。”[32]曾国藩此语虽出之责让，也间接承认了归有光寿序别具一格的地位。

从文体角度而言，归有光的寿序创作对该文体的形式规制起到了经典化的作用。根据“至元程雪楼、虞伯生、欧阳原功、柳道传、陈众仲、俞希鲁，集中皆有寿序”[33]这一论述线索，元人别集中的寿诗序诸如《雪楼集》卷十四《解安卿父八十贺章后序》、《谢伯琰亲年八十诗引》、《道原学古录》卷六《題尹先生寿诗序》、《圭斋文集》卷八《庆镏一山八十序》、《待制集》卷十七《蔡氏五庆图诗序》、《安雅堂集》卷四《刘沂州庆寿诗序》、《汪氏介寿诗序》等等，文题既随事而赋，形式亦不一而足，骈散相杂。明人别集早于归有光者，如《陶学士集》两篇寿诗序、《泊庵集》卷四《杨先生寿七十诗序》、《寿陈赞善母七十诗序》、《古廉文集》卷四《庆寿诗序》、《古城集》卷四《滕母寿诗序》、《荣寿图诗序》等，与元人别集寿诗序几无差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归有光的寿序皆以散体行文，虽篇无定体而文有定法，紧扣祝寿议题，抒发情志，往往就寿者及其子孙事迹敷衍成章，文风平实朴质，遣词亦不乏真情实感。王文濡评注《古文辞类纂》归有光四篇寿序，只拈出应酬二字，林纾则对归有光《周弦斋寿序》一文评价甚高：“独归煕甫竟多至卷余，其中不无随手酬应之作，惟此篇俯仰沉吟，于寿序中别开生面。煕甫文长于述旧，以能举琐细之事为长，似学《史记》、《汉书》之《外戚传》故叙家庭细琐之事，颇款款有情致。”[34]从侧面印证了归有光寿序特立独行的禀赋因素。

无论是创作数量、文体格式，还是行文水准，归有光寿序文都有截断众流之势，即便言其成就了寿序文体亦不为过。但是，归有光的寿序文始终充满强烈的自省意识，尤其是对寿序不合古制的表述比比皆是：“古者称寿以诗，寿言不古。”[35]在其看来，寿文非但不合古制，甚或难以文章视之：“予尝论今世有所谓寿文者，非古之制。不过谓生于世几何年耳，奚以文为？”[36]他认为寿序非古文之属的观点，是建立在此前元明寿诗序的创作实际基础之上：“宋之季年，始以诗词俪语相投赠；及今世，更益以所谓序者……岂真有求于古之文哉？以是为古文而已矣。”[37]因此与归氏平日倡导的“古文辞”理念格格不入。

已有学人指出，“古文辞”一词始见于北宋曾巩《王无咎字序》，特指唐代韩柳创立的古文范式及其接续写作，至于明代“古文辞”遂成为复古文学传统的表征和不断衍生的符号体系[38]。归有光有云：“余好古文辞，然不与世之为古文者合。”[39]归氏之所谓“古文辞”，是渴望扫除前后七子摹古、拟古的形式主义作风，重新振起和联结唐宋古文的精神。因此，尽管归有光对祝寿之文的定位和认知不出应酬文体的范畴，在寿序创作中还是贯串了对“古文辞”的追求，用承自唐宋古文的意趣笔触书写寿序，从而铸就了寿序文体的新的古文文统。归有光后人起初编定《震川集》，皆将寿序置之外集，反映了当时寿序文体观念之卑下。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亦沿延续这一做法，将寿序次于赠序之后，但强调归氏的古文寿序殊为创体：“寿序古人所无，先生为之，则皆古文也。”[40] 归有光的古文寿序，不仅仅是指寿序的形式趋近于唐宋古文文统的散行单句文体样式，也包括为寿序内容注入新的精神内核。因此，归有光的寿序创作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恢复唐宋“古文辞”的组成部分。

有学人从归有光寿序援引《诗经》的具体篇目和写作目的等分析出发，指出“归有光以引《诗》为手段，使得兼顾称誉和载道的经世致用的寿序创作成为可能”，通过对现实的凝视和批判颠覆了此前寿序的剽窃模拟之风[41]，为寿序声张和承载“古文辞”精神提供了细节性的角度。时从归有光游且宗唐宋古文的娄坚集中收入寿序达亦三十六篇之多，其对寿序文体的看法与归有光一脉相承：“若夫闾巷之小夫老妇，非真有卓然可称不经见于词人之笔，而近世多苟殉所好，虽亦华然铿然，按之实枵然也。盖吾吴献寿之文其尤矣。间有好古之士自编其文特置颂祷于卷末，若曰此古人之所无有也，聊以应俗而已，以故其文独尔雅可诵，苟不能然，宁为诗其勿为文，此予向之所持论也。”[42]寿序论述对象虽多为琐碎平常之事，但若落笔成文，自蕴神气精光，未可等闲为之。归有光及其追随者因其对寿序文体的创造性实践而在文体史上具有特出的意义。除此以外，明代前期台阁体寿序文多以义理祝寿，文风雍容典雅，中后期公安派文家的寿序文又自有灵心慧性，各有特色[43]，但对寿序文体本身的拓展较为有限。

黄宗羲对归有光寿序激赏有加，谓不当以酬世之文视之：“应酬之文，知文者所不为也。颂祷之词，此应酬之尤者。然震川于寿序虽置之外集，而竟不能废者，何也？顾寿序如震川而可以应酬目之乎？余文岂敢望震川，而不欲为应酬之文。”[44]黄宗羲本人的寿序文章也摇曳生姿，取向多元：“一年之中，寿序恒居二三，盖即藉以序交情、论学术，与今所应征启文词不类。”[45]如《钱屺轩先生七十寿序》畅论古文之法，《寿李杲堂五十序》论列明代文坛，《陆汝和七十寿序》颂扬遗民气节，抒发不平之慨，完全超越寿序一般套路的限制。钱谦益亦推崇归有光文，其《汪节母寿序》云：“昭代之传节烈者，远而金华宋氏，近而归氏，其文能比于图史，文献足征，犹可询之故老也……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又幸而位卑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为言也，尚不及以没人，故敢载笔而为之序。”[46]钱氏因故国之思而常以史家自居，此篇序文则表达了他以寿序存史的热望。钱谦益、黄宗羲等尤其推崇归有光的寿序，部分也是因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之际遗民寿序皆别有怀抱，蕴藏遗民群体的婉曲心致[47]。“甲申、乙酉不死，则更无死期，以是知公之寿未艾也。”[48]仅举一例亦可以想见，遗民寿序承载了该群体出处行藏以及死生亦大矣的深沉感慨飞，极大地丰富了寿序文体的面向。

作为寿序文体的重要奠基者，归有光既以其惊才绝艳振起该体，还发起了对寿序文章的重新审视和创造，其对寿序文体非古的论断，实质上与其对唐宋古文文统的标举相一致，但也开启了此后寿序文体难得其所的批评传统。寿序文写作遂一直伴随着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质疑，文体内部充斥的焦虑表述也始终挥之不去。

三、古文寿序的体用之辨

以归有光为代表的明代唐宋派在寿序文章方面的创作铸造了经典的文体样式，从作家与文体的互动角度而言，归氏之于寿序几于韩愈之于赠序的影响。作为唐宋派主张在清代的延续，有关寿序的文章学命题在清代桐城派和湘乡派诸家中时闻继响，以古文寿序的体用之辨为中心，在寿序文写作中往往提出对文体本身的批评，延续了对“寿序非古”的戒慎，同时通过对寿序酬赠性质保有的省察消解了文体内部暗含的张力因素，使得寿序真正成为古文的经典文体之一。

“古无生日之礼。《颜氏家训》称：‘江南风俗，是日有供顿声乐。’盖此礼始于齐梁之间，后世自贵逮贱，无不崇饰；开筵称寿，习以为典。”[49]桐城浸染江南文化，习于祝寿之俗。方苞谓“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已然点出祝寿之文非古已有之、后出新兴的基本特征。方苞集中仅收入六篇寿序，其对寿序的文体评价亦不甚高，这从他对归有光文集的评价中可窥一斑：“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50]对日常酬世题材的疏离势必导致其对寿序文体的不屑一顾。不过，从方苞仅有的几篇寿序来看，亦有可玩味处。

方苞早年受知于学使高裔，曾为高裔作四十祝寿之文，循“古之君子，忧人无成”之义，以苏洵曾告富弼者告之：“今公为文学侍从之官，尝主乡试、视学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门下数年，窃惧公循致高位，而碌碌无所成也。”[51]以其师正值壮年当励精图治为讽劝，但因为与常理有所违背而遭致了非议。“先生四十，为文以寿。谓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见于世，尚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惧先生之无成也。先生命张于庭。踰月，语余曰：‘生所与交，慎毋以文赠。’余请其故。先生曰：‘今之赠言者，以为禽犊也，而生所陈皆古义，恐重为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试也，世不可与庄语。日生所以厚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见之，皆谓吾有不肖之行，而为生所讥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诸公一闻天下之正议耳。”[52]从这篇寿序的后续命运来看，方苞在寿序中所呈古义虽是正论，却仍然与当时世所习见的常辞存在较大出入。 这一方面表明了方苞以古义正论入之寿序文体试图颠覆寿序酬世的格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寿序因囿于主题的刻板印象而较难改造的宿命。

上文提及姚鼐《古文辞类纂》虽对寿序未置一词，但收入归有光寿序四篇，且视之为赠序的支流，反映了姚鼐对寿序文体的体认。姚鼐的寿序大量援引儒家诗教，如为陈用光之父所作《陈约堂六十寿序》即为典型：“余以世俗之为寿者，必曰神仙……俾硕士诵《诗》以侑觞焉其可也”。间亦有不拘一格处，如《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等语，极揄扬颂美之能事，至有为桐城张目扛旗之效[53]。总体而言，姚鼐寿序创格既少，沿袭归有光寿序格套的痕迹比较明显，古文寿序的发展停滞不前。

湘乡派曾国藩为振起桐城末流孱弱文风，思以阳刚雄健拯其弊端，其对序体文和寿序文体的文章学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到归有光的论调。他曾辨析序体文的源流，以序体为文体之诡：“古者以言相赠处。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为饯送诗，动累卷帙，于是别为序以冠其端。昌黎韩氏，为此体尤繁。间或无诗而徒有序，于义为已乖矣。元明以来，始有所谓寿序者……胡序之云？而为此体者，又率称功颂德，累牍不休。无书而名曰序，无故而谀人以言，是皆文体之诡，不可不辨也。”[54]并重新申述了“寿序非古”的命题，认为寿序之制事从权宜：“寿序非古也。明归太仆数鄙之而数为之。以为昆山之俗，张此尤盛。闾巷之上，狃于习而不求其说。立言者虽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养者之情，牵率以从事，宜也。”[55]同时，他对寿序文体的认知建基于归有光、方苞等人的创作之上，即认为尽管不合古制，寿序或仍存在充当载道之具效用的可能性：“‘古者，称寿不必揽揆之辰；寿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归氏、望溪方氏尝为之，是或有道焉。’”[56]这或许是他并未排斥创制大量寿序文章的原因之一。

曾集中的寿序制作从体裁和内容维度对文体进行了规制。如曾国藩叙同年江国霖为母征请寿序之状云：“‘余母今年六十矣。吾子娴古文义法，其为我诠次太安人懿行，略仿今世之寿叙，而益以箴言勖余，使吾母欢慰，而吾亦奉以为事亲之则可乎？’”[57]以古文义法贯串寿序写作，又借同年何桂珍之口道出他理想的寿序行文标准：“‘子毋效世俗人，世俗所谓寿序，至陋而非古。子但略述吾亲实行，使吾昆弟子姓有所法而向善，而吾亲亦将顾而忘老足矣！勿虚谀也。’”[58]对寿序文体的戒惕更是随处可见。曾国藩对寿序文抱有的疏离之感，以及在行文中浸润的戒慎表述，客观上也部分消解了寿序文体非古的观感。张裕钊则是从文章之用的角度考镜祝寿之文的源流：“惟寿言之作，盖原于古《诗》之遗”，复引《诗》为证，辨析寿序写作的宗旨：“所以道其功德，而祝其寿考……其辞必皆讬于詠歌，以永其言，相与往复，称诵而不厌。”[59]揭示了儒家诗教与寿序文体关系密切的原因。

不过，针对曾国藩的观点，吴汝纶明确指出寿序文体之晚起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的必然衰减：“盖以文为寿，知言者每病其非古，余尝以为不然。礼之用因时为变，今之上寿亲堂，岂不贤于古之冠子之礼乎？……若乃文之体制之起于近今，以此为非古，则韩、柳氏之文之所为赠序者，故亦起于唐世，非前古所有也。凡人之能者，亦各用当时之体，追古风而为之辞尔，岂必古人有之而吾乃为之也哉！独言之非实而施之非情所安，则固不可。”[60]其以韩、柳赠序为例，也从侧面印证了寿序与赠序在文体演变方面存在的相似性。范当世与吴汝纶持见相近，认为曾国藩强调寿序非古的观念存在偏颇：“昔曾文正之为人作寿序也，或设为赠言，或命为诗序，强为求其说之合于古，而大率皆有鄙夷其文之心，余以为不可。夫进言于人之父母，而先论其义之不古，斯不如无进矣。间以是语吴冀州，冀州曰：然。古有而今无之者，冠礼是也。古无而今有之者，寿礼是也。寿不贤于冠乎？退而思其言，则夫为人父者，及子之年，戒日醴宾而致祝辞于其子，与夫为人子者，及父母之年，戒日醴宾而致祝辞于其父母，其事正同。而父为斯以宠其子，孰贤于子为斯以宠其父母，此冀州所以为通论也。”[61] 他从寿礼尤贤于冠礼的考量出发，将寿序视作古代礼文学的组成部分，并给予寿序在古文中应有的一席之地。

伴随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引介，本土传统杂文学观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就文言文内部文体价值序列而言，赠序寿言虽皆为有句读之文，其价值却微乎其微：“其赠序寿颂诸品，既不应法，故弃捐弗道尔。”[62]推本个中原由，“名为善颂，实则贡谀，益远于修辞立诚之旨”。因寿序隶属应用文类，在纯文学观的观照下，其文体价值愈形难彰，辨析明清寿序的文章学流变，或有助于从更加符合文章元初样态的立场上深入体认传统文学的性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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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第594-595页。

[2]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第146页。

[3]陶安：《訾毋高氏庆寿诗序》，《陶学士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097。

[4]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25页。

[5]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6]赵翼：《陔余丛考·寿诗亡诗悼亡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397页。

[7]虞集：《题尹先生寿诗序》，《道园学古录》，商务印书馆，1937，第115页。

[8]梁潜：《王樵雪寿诗序》，《泊庵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37册。

[9]李时勉：《庆寿诗序》，《古廉文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42册。

[10]柯潜：《黄孺人寿诗序》，《竹岩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46册。

[11]孙继皋：《余母黄太孺人寿叙》，《宗伯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91册。

[12]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843页。

[13]蒋寅：《百代之中中唐的诗歌史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86页。

[14]郑善夫：《寿图序》，《少谷集》卷九，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69册。

[15]郭英德主编：《多维视角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立体建构》，北京师范大学，2011，第199-200页。

[16]陈惠琴：《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338页。

[17]王先谦：《骈文类纂序例》，《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第318页。

[18]野村鲇子：《明清女性寿序考》，收入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23页。

[19]姚鼐：《古文辞类纂评注》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第979页。

[20]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84页。

[21]王先谦：《骈文类纂序例》，《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第318页。

[22]王世贞：《周公瑕先生七十寿叙》，《弇州四部稿》卷三十九，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281册。

[23]曾国藩：《田昆圃先生六十寿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178页。

[24]徐昂：《益修文谈》，翰墨林书局，1929，第56页。

[25]归有光：《默斋先生六十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6]郭英德、张德建著：《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405页。

[27]归有光：《陆思轩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8]曾国藩：《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寿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206页。

[29]林纾：《春觉斋论文》，收入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6364页。

[30]转引自《明清女性寿序考》，收入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23页。

[31]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168页。

[32]曾国藩：《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204页。

[33]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34]姚鼐：《古文辞类纂评注》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第972-973页。

[35]刘咸炘：《刘母严孺人四十寿诗并传》，《推十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549页。

[36]归有光：《龚裕州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7]归有光：《周翁七十寿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8]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第98-111页。

[39]归有光：《送同年孟与时之任成都序》，《震川先生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0]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0页。

[41]鷲野正明：《寿序における帰有光の詩解釈》，《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 (16)，1984，第99-112页。

[42]娄坚：《张太母顾氏七十寿诗序》，《古文绪言》卷八，四库全书集部1295册。

[43]郭英德、张德建：《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406-407页。

[44]黄宗羲：《张母李夫人六十寿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45]同上。

[46]钱谦益：《汪节母寿序》，《初学集》卷七四，《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7]代亮：《清初遗民寿序的新变及其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期，第153-159页。

[48]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49]曾国藩：《王翰城刺史五十寿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39页。

[50]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方望溪全集》卷五，中国书店，1991。

[51]方苞：《高素侯先生四十寿序》，《方望溪全集》卷七，中国书店，1991。

[52]方苞：《书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则》，《方望溪全集》，中国书店，1991。

[53]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第204-206页。

[54]曾国藩：《易问斋之母寿诗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第190页。

[55]曾国藩：《王荫之之母寿序》，同上，第186页。

[56]曾国藩：《田昆圃先生六十寿序》，同上，第178页。

[57]曾国藩：《江小帆之母寿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同上，第187页。

[58]曾国藩：《何傅岩先生七十寿序》，《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同上，第191页。

[59]张裕钊：《蒋之醇观察暨李恭人五十寿序》，《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72页。

[60]吴汝纶：《盐山贾先生八十寿序》，《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第172-173页。

[61]范当世：《万星涛之母寿序》，《范伯子诗文选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第305页。

[62]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56页。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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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斯文》第四辑

作者介绍

常方舟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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